1887年，岁在光绪丙戍，8岁的李宗吾从师读书。“光绪丙戍，我8岁，从陈老师读，陈为我家佃户，是个堪舆先生，一直读了四年。”四年之后，李宗吾又在一个姓邓老师的教授之下读了一年。不过这两位先生，说是教书，除了教李宗吾死记硬背之外别无所授：“除教背读外，一无所授”。私塾时代的先生，大抵如此。李宗吾对这两位先生颇有微词，看来在他小小的头脑里早有思想独立的因子在燥动。早在1885年李宗吾6岁的时候，李宗吾“因受冷得咳病，久不逾，遂成哮喘病，愈冷即发，体最弱，终年不离药罐”。因此家中的粗活重活，李宗吾从来没有做过。李仁高闲时就拿他常看的三本书来教他识字。颇有天赋的李宗吾，在入塾之前，已经把那三本书看完了，难怪他不满意老师的教死书。

1891年，岁在辛卯，李仁高聘了一位名为关海洲的私塾先生导他们家，教李家的几个孩子读书。这位姓关的先生虽然是未进学（没有功名）的童生，但是学问确是不错。李宗吾跟着这位关先生读了两年，开始由破承而至入手学做八股，“试贴诗能做四韵”。李宗吾后来在《迂老自传》中自称：“关师教书，虽不脱村塾中陈旧法子，但至今思之，我收益之处，约有三点：（一）每日讲龙文鞭影典故四个，要紧处，用笔圈出，次日关着书回讲，圈者需背得。我因而养成记典故之习惯，看书遇要紧处，即圈出熟读。（二）每日讲千家诗，及四书，命我把槐轩《千家诗注解》、《四书备旨》用墨笔点，点毕送他改正。我第一次把所点的千家诗，送他看，他夸道：‘你居然点对了学多，错误者很少，你父亲得知，不知如何欢喜。’我听了愈加奋勉，因而养成看书点书之习惯 。到了次年，我不待老师讲解，自家请父亲与我买部《诗经备旨》来点。（三）关师在我父友人罗大老师处，借一部《凤洲纲鉴》来看，我也拿来看。我平生最喜看史书，其发端即在于此。关师又在别处借一部《三国演义》，我也拿来看，反复看了几次，所以我后来发明厚黑学以孙曹刘为证。但所举者，是陈寿《三国志》材料，非演义中材料，不过最初的印象，是由于《三国演义》。”

关海洲教的好，薪金自然也高，当时他的年薪是50串，在当时能买10石米，到了民国卅年，同样的10石米却需法币八千又数百元。用时髦的话来说，关海洲也属“高薪阶层”。不过后来李宗吾谈起这位先生，感念良多，看来高薪也不是白拿的。李高仁重视教育，由此也见一斑。后来李宗吾出任民国教育职员，格外重视教育并写下《考试制度之商榷》，可谓是渊源有自。

关海州循循善诱、因势利导，可以说是李宗吾学术上的第一次启蒙。之所以说是学术上而非思想上，是因为在思想上，李宗吾受父亲李高仁影响更大，这一点在以后章节还会提及。在李宗吾写自传《迂老自传》的那一年，也就是民国卅年（1941年）四月，特别着重的指出厚黑学所取材料来自于陈寿《三国志》（正史）而非《三国演义》（小说家言），这一点值得玩味，在这个佯狂表面掩盖下的厚黑教主的内心世界里，实在是想做一个严禁纯正的学者，而非世人眼中荒诞不经的“厚黑教主”。这一点，在以后章节也会详细说到。

在李宗吾幼小的脑子里面，天生存在了追根溯源、不依傍他人的因素，就连他的启蒙老师关先生，他也不轻易服输。这种因素，或者来源于他的父亲李仁高，但是到了后来，他连他的父亲也要怀疑了，这一点留到第四章讲述，这里只说他和关海洲的一段趣事：

关师有一次出试贴诗，题目我忘了，中有雪字，我第一韵，用有同云二字，他在同字上，打一大叉，说道：“‘彤云密布，瑞雪纷纷’（三国演义中语）是这个彤字。”我说道：“我用的是诗经‘上天同云，雨雪零零’”他听了默然不语。

这种事情，后来时有发生，1893（壬辰年终）年，关海洲自动提出解馆。也是在那段时期，李宗吾幼年的哮喘病又犯，一读书嗓子就哑，李仁高索性让李宗吾辍读养病。跟随关海洲读书的这段时期，可谓是李宗吾早年启蒙时期。

　  人上一百，五艺俱全；人上一亿，千奇百怪。四川是中国第一大省，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按人口比例，也应比小省的人才出得多。量中求质，四川的好人、坏人、奇人、美人都往往在全国“盖帽”。且说当代，四川第一好人，就是全国第一好人。谁？“小平，您好！”盖了帽喽。

　　再举四川好人，文学大师巴老如何？他老人家是文革后提倡说真话，且有忏悔诚意的代表人物，可钦可佩。文革前呢？大文豪郭沫若也是四川人，此公有两个“盖帽”：２０年代宣称叛逆精神之最，５０年代渐变为文化悲剧之最。四川人变化两极的幅度惊人，可悲可叹。我早年喜欢四川同乡郭老的青春叛逆，现在敬仰四川同乡巴老的晚霞真诚。

　　我与余秋雨笑谈：你们上海文坛圣者巴老，是我们四川老乡。还有，黄浦外滩的上海市长巨大塑像，也是我们四川人陈毅啊！共和国十大元帅，四位说川话。四川人文武全才，文到魁首，武到元戎。

　　众所周知，大画家张大千是四川人。但世人罕知，还有一位四川人陈子庄是“梵高”式的大画家。他生前受尽政治运动折磨，穷困潦到，沦为街头苦力，死后才被国内外画坛发现其作品的巨大价值。

　　还有一位四川自贡人，幸好只活到花甲之岁得以善终，如果活到古稀之年必定惨死！此人便是“厚黑教主”李宗吾。他佯狂创建“厚黑学”，戏言与儒教孔子、道教老子、佛教释迦牟尼并列。其愤世嫉俗的揭露批判影响，到下个世纪仍有生命力。不仅传播全国，还覆盖海外华人社会。

　　再想一想：现在还有哪些四川人在全国“盖帽”？啊！影后或称“妖后”刘晓庆；首富或叫“首骗”牟其中；武林大师或“夸大之师”海灯，以及其高足严新；其同乡胡万林……三教九流，十妖八魔，褒也“盖帽”,贬也“盖帽”,奇奇怪怪的四川人!

　　呵呵,谈笑间，樯弩灰飞湮灭！

四川鬼才魏明伦在这篇《奇奇怪怪四川人》中说到的“厚黑教主”李宗吾，是我这本小书的传主。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知识分子当中，李宗吾不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但却富有典型性。他最初的理想，大概是投身革命，但最终半途而废，他一度想跻身学界，但是时代却没有给他一个机会。他大概无心做一个思想者，但是富有强烈的独立意识的却在无意中发明了厚黑学，厚黑学又在无意中流布，然而在正统的思想史上，从来也没有他的一个位置，于是他成了一个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在两千年来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中，他是一个典型代表。在他所处的时代里，他是一个畸形的人物，在他身后的世界中，也没有多人真正的了解了他。要研究民间思想史，李宗吾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个案。

李宗吾，四川富顺自流井人（今属自贡市），生于1879年3月3日。父亲最初给他起名世全，后改为世铨。1894年自己改名为李世楷，字宗儒。随后又改为李宗吾，遂以此行。

在李宗吾的自传体文章《迂老自传》中，他这样写到：“我父生于道光乙未年八月，光绪乙亥年八月，满40。我生于己卯年正月，正是我父闭户读书时代所生的，故我天性好读书。世称：苏老泉，27岁，发愤读书。苏老泉生于宋真宗祥符二年己酉，仁宗明道二年乙亥，满27岁。苏东坡生于丙子年十二月十九日，苏子由生于己卯年二月二十二日，他兄弟二人，正是老泉发愤读书时代所生的。苏老泉27岁，发愤读书，生出两位文豪；我父40岁，发愤读书，生出一位教主，岂非奇事？我父同苏老泉发愤读书，俱是乙亥年，我生于己卯，与子由同，事也巧合。东坡才气纵横，文章豪迈，子由则人甚沉静，为文淡泊汪洋，好黄老之学，所注《老子解》，推古今杰作。大约老泉发愤读书，初时奋发踔厉，后则入理见身，渐归沉静，顾东坡子由二人，禀赋不同。我生于我父发愤读书之末年，故我性沉静，喜读老子，颇类子由。惜我生于农家，无名师指点，为学不得门径，以是有愧子由耳。”

厚黑教主的这个“有愧子由”值得注意，因为他的“愧”有点没有原由，跨历几朝几代的巧合若让李宗吾感到有愧，也未免过于牵强附会。但是我说值得注意，是因为后世——不识其贤者，以为他是又黑又厚的小人；识其贤者，则以为他是狂妄不可一世的狂生——鲜有识其全者。其实，无论李宗吾抑或其他别的名人，都不过是普通人而已，一样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一样有普通人的悲欣交集。只不过后世写传者，或为传主塑造光环照人眼目，或为传主涂抹油彩扮成小丑，把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个毫无个性的标签，目的无非只有一个，就是让人不识传主庐山真面。视李宗吾又厚又黑是误读，视李宗吾佯狂，同样也是误读。因为这个世人眼中佯狂的李宗吾，骨子深处实实在在有一些自卑的成分存在，否则便不会拿跨越千年的古人附会，不了解这一点，便不能了解厚黑教主“狂”的来处。这一点在后面的章节还会叙及。

一个人的家世会对这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很难确凿的说清楚。大学者潘光旦曾经专治谱牒，其中应该有道理在。但是从远祖一直追溯到这本书的传主李宗吾对于这本书来说显然毫无意义。所以姑且割弃，但是李宗吾说：“我生在偏僻地方，幼年受的教育极不完全，为学不得门径，东撞西撞，空劳心力的地方很多很多，而精神上颇受我父的影响，所以我的奇怪思想，渊源于师友者少，渊源于我父者多。”（李宗吾《迂老自述——厚黑教主自传》）他的父亲，自然不可不说。

李宗吾的父亲名李高仁，原来在外学做生意。李宗吾的祖父李乐山去世之后，便从外面回到故乡务农，与妻子共同操作、终日勤劳，因此家道逐渐富裕，到后来又能购置田产，算得上是小康之家。不料在他40岁那年，竟因劳成疾，医生让他赶紧把家务丢下，安心静养，“否则非死不可！” 李高仁于是把家务完全交给妻子处理，自己则专心养病。在他专心养病期间，才有了大片空闲，也才得以看起书来。李高仁先从三国演义列国演义看起，后来又看四书讲章。以其子推断其父，这李高仁也要好学深思的人，这看来看去，便从书中看到一个“书即世事，世事即书”的道理来。（这个道理到底是李仁高看书得来，还是李宗吾在叙述自己身世时总结出来的不得而知，根据目前的材料所示，应如上所述。）明了这一点之后，李高仁其他各种书都不看了，只看三本书：一是《圣谕广训》，康熙时曾颁布《圣谕》十六条，雍正时于每条加注释，称《圣谕广训》，颁行天下时后附《朱柏庐治家格言》；二为《刿心要览》，但是李高仁看的并非全部，而是其中一本，“我查其卷数，是全部中之第三本。中载古人名言，分修身、治家、贻谋、涉世、宽厚、言语、勤俭、风化、息讼九项，我父呼之为格言书”。三为杨椒山参严嵩十恶五奸的奏折，后附遗嘱（是杨椒山死前留给儿子的，所写的都是居家处世之道）。据李宗吾《迂老自述》中说，李高仁在去世的前几天，还在看这几种书。李仁高所读的这些书，大多为处世之道，与之后李宗吾所著的《厚黑学》显然存在联系。不过，李仁高对于儿子的影响显然不止这些曲折而又隐秘的联系，更直接的联系随后在第四章里还会写到。

顺便说一句，李宗吾虽然出生在四川，但他的祖籍并不在此，其祖上为广东嘉应州长乐县，于清代雍正年间迁至四川富顺自流井（今属四川自贡市）。广东人祖宗观念及乡土观念十分厚重。据说外省人来川，常常被本地人欺凌，所以李家自迁蜀以来。曾经相约：凡广东姓李的人家，成立一会，叫做“棒棒会”，有人受了欺负，“棒棒会”就一起同那欺负人的去拼命，那种情形，跟若干年前北京的“浙江村”无异。后来因有人说棒棒会是违法的，才改立宗祠。广州人入川，嫁女娶媳，必须选择广东人；偶然破例娶本地女子入门，也要本地女子学说广东话。否则便视为出卖祖宗。李宗吾兄弟姐妹九人，都是和广东人结亲。研究李宗吾的人，除了在地源关系上应注意李宗吾出生于四川，也不应该忽视李宗吾在广东血缘关系上的一脉相承。

小引

他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生于同年，比名重一时的大学者吴稚晖要小14岁，比大名鼎鼎的胡适则要大上10岁。后面这些人，都曾经在近现代思想史上留下浓重的痕迹，虽然在1949年之后他们一度被主流话语遗弃，但是在学术界和思想界中，他们所留下的资源依然占有主流地位，而且在这之前，他们曾经一度是时代思想的弄潮儿，主流意识的创造者。与这些人物不同，本书的主人公虽然也处于那个伟大的时代，但是却从来没有登上过大雅之堂，并且在1949年之后的学术史和思想史中，他的名字依然名不见经传。

他是学者，曾经写下《中国学术之趋势》，对于古今学术加以爬梳，所引资料都是人人可见的书，而观点却别出心裁，暗合史学大家陈寅恪“由史实出史识”的话；他是教育家，曾经写下《考试制度商榷》，对于他所处时代的教育制度圈圈点点，至今读来仍有启示；他更是一个思想家，于万千词语中拈出“厚黑”两个字，使古往今来的思想皆成为这两个字的注脚。因为“厚黑”，他的名字流之久远，骂之者称其“败坏世道人心”，誉之者称其为“思想史上的一颗彗星”。但是无论毁誉，厚黑学影响之广是的的确确，至今仍有不少人依然奉“厚黑”为自己的处世之道，还在内心深处依然供奉着这位“厚黑教主”的牌位。殊不知，这恰恰违反了这位“厚黑教主”的本意。

他就是李宗吾。但是如果你去问人“李宗吾”这个名字，或进一步询问他的事迹，大概十有八九会一无所获。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所以，我想写写李宗吾，不仅写他的事迹，而且写他的思想。怎么写，抄书而已。但既然是抄书，就希望能字字有来历，有出处。但是即使这样，恐怕也非处于地下的“厚黑教主”所愿，因为这位教主在生前常以孔子自比。我们平时所看的，多是“子曰如何如何”，何尝看过“子如何如何”？究其原因，想来是圣人期以传世的，是其思想而非其人其事。但是我们人人有一个大脑，可以自己去思考，何劳凭借所谓“圣人”？到是作为一个对历史素有兴趣并以此为乐的人，对于这个“厚黑教主”的来龙去脉更感兴趣。

他外表自傲，骨子里却有些自卑。他的思想，让某些人成为战无不胜的常胜将军，但是却正是这些人，提起他来常常嗤之以鼻，而他却要凭借这些人使他的思想流传，这是他的悲哀所在；那些了解他的人，无论是在他生前身后，他大概都不会视之为“同道”，这是他的寂寞所在。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的思想到底怎样？这些，都会陆续出现在这本小书当中。

他是这本小书的主角，但是我却把他放在了一个更大的背景当中，虽然他生前跟当时的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接触并不多。这是一次尝试，我希望是成功的。

   这本集子所收录的文章，大多数是我刚刚进入史学研究时的一些习作，为实事求是计，我最初给这本书取名为《练习簿》，但出版方以为此名过于老实，才有了现在的名字。现在把它们汇总起来，竟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对于我个人来讲，回过头来看这些稚嫩的习作，仿佛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看到自己如何一步步在史学的道路上跋涉过来，但是若只是因为这个原因而祸之梨枣，实非我所愿。更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回过头来看这些文章的时候，竟然还有感动，民国期间的那些旧人旧事，依然还能打动我。而我之所以一头撞进民国史的研究，也是因为民国史的魅力那么强烈的打动了我。回想打捞这些藏在历史背后的细节时，我的那些感动、感慨、唏嘘以及愤怒一下子又都浮上心头，现在我愿意把这些感受与你们一起分享，亲爱的读者们。

   书自有其生命，在此我将此书原委做一说明，算是自我交代。此书最初编定始于2002年，彼时，我毕业不久，回顾所来径，编了这本小册子，亦做自遣之道，亦做自我总结。当时取名《废墟上的歌唱》，自序如下：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每到学期末，辅导员总要让我们写一篇个人总结，汇报一下个人在上个学期的情况。那个时候，我的个人总结上总是一片空白，一来是因为我对于这种形式的反感，二来也是因为一个学工科的学生读这麽一些“杂书”，多少也显得有点“不务正业”。
但是现在，我却不得不写一篇类似的总结来交待一下这本书的内容了，以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之前对本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这本书的内容，大概可以用谢泳先生一本书的名字来概括，那就是《逝去的年代》，因为书中所描述的，大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余生也晚，没能赶上那个年代，但是在我的阅读记忆中，过去的年代中却有很多事情让我们这些作后人的于感动之余，颇生惭愧。这种感觉，我曾经与许多学人有过交流，他们大都也有这样的感觉。看来并非是我个人觉得“时不我遇”。怎麽办？历史不会重演，社会也不可能再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但是，表达一下对过去的怀念，以便我们后人在做事的时候有个借鉴，知道事情还可以这样处理。我想，这总还是可以的。
　现在，来说说这本书的书名：“歌唱”在辞典中有两层意思，第一种是“唱（歌）”，我是不会的，听听还可以；第二种，是“用唱歌，朗诵等形式颂扬”，用来说明我的本意虽不是十分准确，但也算贴切了。世上让人看不惯的事情太多，但你总不能横跳鼻子竖挑眼的挑起来没完，那样的话，只能算是“捣乱”，而谈不上“建设”。况且，一个人反对什麽，是可以从他赞扬什麽中看出来的。说完歌唱，接下来再说“废墟”，废墟，在辞典中的意思是这样的：城市、村庄遭受破坏或灾害后变成的荒凉的地方。这和我的意思也有点出入，我要说的，不是城市和村庄，我感兴趣的，是文化发展的脉络。废墟，是我的背景，我是站在一片文化的断壁残垣上说这些话的。至于说为什麽这麽说，我想，凡是对“反右”、“文革”这些运动有所了解的人大都可以明白，在此不多赘言，也不便多言。
　　我还想说说与我接触较多几位学者，不是拉虎气做大旗，而是不得不说。这三位分别是：谢泳先生、谢志浩先生、高建军先生以及王长生先生。余也孤陋，知道谢泳先生始于上个世纪的98年，并不知道在这以前谢泳先生已经以其《教授当年》和《学人今昔》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谢泳先生尝劝我专治一学，我当时委婉拒绝。这并非出于矜持，而是昔日的我觉得自己读书太少，基础太差，离专治一学的程度还有一段距离。谢志浩先生和高建军先生是我的大学老师。我进入史学一途，受二位先生影响甚深。现在的老师和过去的老师在很多地方已经很不一样了，现在是学生不像学生，老师不像老师。谢老师和高老师在很多地方，还有许多过去的教授的影子。两位老师于我在人生态度、人生选择上影响莫大，回忆起来，感慨良深。王长生先生，世人多不知，先生是高人，能达到“人不知而不愠”的境界。所以在我眼中，王先生乃一真正学者。王先生也是“二十有志于学”，而今年过五十，数十年如一日专治私立教育史，自费跑遍全国个大小图书馆、旧书摊查阅购买资料，其史料搜集之全，令人瞠目。王先生是最早劝我专治一学的学者，并指责我的理由“实在是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王先生之耿直，由此可见一斑。
我要说的，大概就是这些。我想，说我们的身后是一片废墟，这几位先生大概都会同意。 而亲爱的读者，读完这本书，你会作何感想？

此次重新整理，除加收近年来所写的文章，于旧作未作修改。“不悔少作”的原因，在于为存一个真实的“过去之我”。个中谫陋，乞读者诸君谅我。

 很久以来就想重睹一下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这个典籍包括儒家的孔孟荀，道家的老庄，佛家的禅宗公案，法家的韩非，墨家的墨子，以及扬朱的《为我》。

这样的一个想法缘于我的一个判断，我从来就不认为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些东西是一团糟粕，这样的判断基于一个这样的前提，如果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是一堆垃圾，那么今天的我们从何处来？如何自处？又在世界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而且隐约中我有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国的这些典籍中一定有个人本位的思想，有个人主义的因子。即便是强调群体关系的儒家学说，也是如此。这些问题曾经跟朋友们争论很多次，但是一直没有结果，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最近读余英时先生的文集，于此感触尤深。

   余先生获奖，有些媒体称余先生为“胡适之后最伟大的史学家”，我以为不切，但就学术水平讲，余先生无疑已经超越了胡适先生，而胡适之伟大，在于“其人”，不在其学，从这一点上来说，五百年内难有超越者。

重新回到读书上来，在2007年还打算重新系统地读一读李泽厚先生的所有著作，李先生《告别革命》一处，颇获诟病，学界中不少李先生的后进频频呼出“超越李泽厚”，就我看来，《告别革命》是李先生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可惜无法在内地出版与普通读者见面，否则读者读后自有判断。而李先生的《思想史论》更是启发了一代人的思想。重新读李先生的著作，不知道是否有新的感触。

胡适的日记，我对于胡适日记的重视程度超过胡适的文集，这基于我的一个判断，上面已经说过。胡适的日记当年读了一半，后来因为从石家庄来到北京，之后又经历一段颠沛流离的日子，胡适日记一直没有读完。今年当系统的看一看。

新书出的那么多，读书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但是老书如同老友，时不时，总要聚一下。如此而已。

毕业之后读史阅世，感受世事多艰，与历史一途，便多了一层感悟，个中感受，诚如放翁诗云“纸上得来终觉浅”。开始反思过去历史观念，对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度怀疑、动摇、摇摆。截至我编了另外一本小册子《斯人不再》，思想上有一大变，觉得若是抱着“以史为鉴”、“借古喻今”的思路去做历史，这样的思路不仅简单粗暴，而且恰恰是这样的思路让历史成为了现实的附庸。历史太复杂，也太摇曳多姿，那样的思路，让历史简单化了，做历史，还是要回到历史本身，仿佛是一种悖论，在我看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借鉴历史的智慧，为今天的现实参照。就此引申开来，时贤谈论文化思想，多讨论“中西文化的差异”，而在我看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西文化原无不同，相通大于相异，换言之，孔子、苏格拉底、耶稣、穆罕默德，不过是殊途同归。与其过分强调差异，不如花些力气探讨中西文化共同的底线。延续这一思路，我写了《李宗吾新传》，当时的思路，虽然把李宗吾放在了中国的文化思想上去探讨，然而囿于眼界，依然没有用世界的眼光去描绘这个颇具传奇而有颇具典型的人物丰富的一生。事后众多学界师友对这本小书发论，厚意可感，但是对于我的观点颇具保留。另我惭愧的是，师友们的文章还有几篇存放在我的电脑之中，我拙于交往，虽然身处新闻界，但却疏于联系，愧对王学泰、邵建、陈夏红等诸位师友，若有时机，当让几位先生大作与读者见面。另外一点让我感到惭愧的是，这本小书由于出版时时间仓促，其中错字甚多，也希望有机会修改。

我在《李宗吾新传》中提出的一个观点是，在中国经历了几千年文化熏染之后，通过李宗吾这个人物，个人主义再度崛起，并且引领一时风潮。而通过这本小书，我想表达的是，中国若想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必须回到个人主义这个最低的思想底线。我曾经有个设想，中国的文化路径如果不成沿着儒家的道路走到现在，而是在延续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为我”之学，也是被孟子骂为“无父无母”的那位杨朱先生）以及韩非法家的路径，中国进入宪、政的时间要比西方早上几千年。这一点，在今年我与许倬云先生进行对话时，曾有谈及，许先生跟我的表述不同，然而观念甚契：

我问：诚如您所说：“中国思想对于‘全面’的整合与悟解，超过了对‘部分’的分析———春秋战国时代五百年的演化，所谓诸子百家学说其实不应当看作各自独立发展的思想流派，应当视之为经过长期的对话与辩论交织成后世两千年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我对于这一观点非常认同，而我的疑惑是，在经过了长期的对话与辩论之后，中国文化的重心为何落在儒家文化而不是其他诸家的学说？ 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是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中国文化的主干道不是沿着儒家这一思想脉络走下来，而是选择了杨朱学说或者韩非子的法家学说，今日的中国是否会呈现另外一种面貌？

许先生答：中国如果走的是“杨朱”然后到老庄的路线，我们很有可能会成为和印度一样的局面。如果要顺着韩非的路走，就和今天的社会科学比较接近了。要注意，所谓法家，是手段性和工具性的，而不是目的性的。

　　他们讨论的更多是怎么治国，但是没有讲清楚为什么治国。法家实际上是从儒家分出去的一个分支，所以你看，韩非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如果从法家的工具论发展下去，那么中国就会发展成和相当于欧洲近古发展的现代科学，有方法而无目的。这个方向目前我发现了存在很大令人困惑的地方，目前的社会科学都走到的地步，就是我们可以分析问题到极点，但是我们找不出最后的答案来。所以目的论方面，终极关怀方面，法家提不出答案来。因为法家是从儒家里面钻出来的，它把这部分工作又还给儒家去做了。到了汉代，汉宣帝说得很清楚，他说：儒法是合一的，我们汉家规模不只是儒家的东西，而是儒法相合的东西。

　　中国比欧洲提前一千年就想到了怎么治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安顿心灵，而是要兼善天下，而是要己欲立而立人，而是要别人的饥渴都是我的饥渴，而是要在一个现实的世界上做到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个梦，中国比欧洲提前一千年，欧洲的那个梦，很早就转变到上帝那里去了。上帝的梦转变成所谓的理性，从理性上就发展了绝对的法律和可测的科学。

　　中国则不同，中国是从现实生活上发展出“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推己及人”这一系列的理念进而达到“推己及人”地将心比心———这种理念，是一种情理交融的理想，而不是走向单纯的理性。所以，你看，朱夫子走的路和康德相近，着重在理的上面，但终究走不过去，还要让王阳明在“心”的方面做一个很大的转弯。如果单单从纯粹的理性方面，是走不远的，必须要把人本身放进去。人本身则包括了情和理两方面，我们不能只顾理不顾情。但是中国情理交融的治国方法最后也出现了问题，比如说人情关说啦、家族关系啦，都出来了。

　　中国的法律不是绝对的法律，中国的法律一直是相对的法律。这是因为情理交融的治国理想出现了问题，这种问题当然也会有它的缺陷。

中国进入宪、政的道路势必曲折，然而绝非是只凭借少数精英，胸怀理念、振臂高呼。知识分子的责任不仅仅在于言说，与其作无谓的言说，空谈理念，不如多做一些实际的事情，这让我想起了以前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晏阳初、梁漱溟、陈鹤琴、陶行知。而当下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夸夸其谈，一方面精心营造自己的小日子。后者没有错，但是前凭借夸夸其谈来营造自己的小日子，则不能不让知识界蒙羞。最低的底线也应是放弃自以为是的“为大众代言”的精英意识，回到“古之学者为己”，不做“为人之学”，进行韦伯式的知识建构。

（Lanke  xuepai）  指以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为代表的史学派别。亦称历史研究的科学学派。由于该学派倡导秉笔直书，通过史料批判如实地再现历史，因而又成为实证主义史学流派的同义语。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e von Ranke，1795.12.21—1886.5.23），生于图林根的维厄，后入莱比锡大学研究古典作品，从而对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在1824年他写出并出版了他的首部著作《拉丁民族和条顿民族的历史，1494—1514》之后，即入柏林大学任教，在那里担任了近40年的教授，并写出关于英国、法国、普鲁士历史的卷帙浩繁的多种著作。他在当时的史学界声名显赫，并有较高的政治声望，1865年被封贵族，1882年成为枢密院顾问。兰克认为，史学家的任务是据事直书，不偏不倚，如实客观。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对史料进行批判检验，去伪存真，由此重现历史，亦由此历史学可以被抬入科学之列。兰克的这种主张是在19世纪初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提出的，因为自然科学的极大成功使得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也希望通过观察和实验获得对事物的不带个人偏见的科学认识。因此兰克的主张极大地鼓舞了当时的史学家，他们正希望自己这门学科摆脱哲学或神学的控制，并和文学艺术分道扬镳，成为一门严肃的实验科学。正如后人所说：“19世纪是尊重事实的伟大时代……。兰克那句并不怎么深刻的格言（即‘据事直书’——引者）却得到惊人的成功。德国、英国，甚至法国的三代的历史家在走入战斗行列时，就是这样象念咒文似地高唱这个有魔力的短句。”（卡尔《历史是什么》，中译本第3页）在这一学派中，涌现出大批硕果累累的著名史学家，使兰克模式整整支配了西方史学界近一个世纪之久，而兰克本人则被尊为近代史学之父。 由于兰克的前述主张，使得这一派历史编纂偏重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因为大量第一手的、比较可靠的史料来自于政府文件、军事、外交档案及政治家的日记等。此外，“据事直书”的原则导致了其历史著述的特点是叙事、描述，而非分析、概括。兰克学派的这些特点虽有极大的积极意义，但过于绝对地看待历史的客观性，否认史家对史料及史著的渗入，研究范围较狭窄，方法较单一，故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遭到哲学家和史学家的质疑，而在20世纪50—60年代被彻底摈弃，取而代之者是缤彩纷呈的“新史学”诸流派（参见“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条）。

苏西迪地斯又译修西底德斯，古希腊历史学家，其核心史学思想为“客观主义”。

另外记两件事：昨天xsl主编把俺叫到办公室，进行了语重心长的谈话，语重心长阿。周日和冯先生、章先生一起吃饭，章先生说：嫁人就嫁sy.可以列进当代人语录拉。